铁肩担道义 丹心照汗青——模范共产党员杨效椿

(五)铁骨铮铮 大义凛然

杨效椿于1953年5月调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厅长,从1955年2月起,又兼任省检察院检察长兼党组书记。在主持全省肃反工作中,他正确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,敢于实事求是,因而全省肃反工作不仅进度较快,定案百分比例在全国也位列第三,受到中央肃反工作领导小组表扬。但就在这时,“左”倾思潮已在全国渐渐抬头,大祸正在一步步向他逼近。

1957年春末,“左”风愈刮愈猛。分管全省政法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,杨效椿的老战友李世农,因为不赞同省委主要负责人曾××强行在全省政法系统开展“反右倾运动”,遭到严厉批判。曾××犹嫌不足,还密谋策划将李世农打成“反党分子”。为了给李世农罗织罪名,曾××等把目光投向了杨效椿,企图威逼杨效椿站出来检举揭发,以证明李世农确实是一个“反党分子”。

1957年12月,在省委一届六次扩大会上,曾××点了杨效椿的名,说他在肃反运动中有“右倾思想”,要杨效椿在大会上作检查,并责令他揭发“反党分子李世农”。接着便夜以继日地召开会议,连续不断地对杨效椿进行批斗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无情打击,杨效椿十分冷静。李世农对党忠心耿耿,怎么能说他反党呢?无论那些批斗者怎样“诱导”,怎样咆哮,他始终沉着应对,回答:“李世农不反党,我不能瞎揭发!”

1958年1月7日晚,在合肥江淮旅社西小楼,省委常委们“奉命”集体找杨效椿“谈话”,对杨效椿说什么:“你要爱护自己的光荣历史,与反党分子李世农划清界限!”“党还在挽救你,希望你重新回到党的立场上来。现在就看你能不能站出来揭发李世农的反党言行了。”“你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。如果仍然执迷不悟,后果不堪设想!”常委们迭迭不休,谈到深夜,杨效椿还是那句话:“李世农不反党,我不能瞎揭发!”

曾××只好亲自出马,直接“诱导”:“你认为运动中搞出来的材料都是真的吗?你以后还想和李世农见面吗?现在需要你出来向大家讲话,你为何不讲?”杨效椿明白,这是在“启发”他,暗示:可以提供假材料!

杨效椿仍不为所动。曾××大为光火,谈话不欢而散。

杨效椿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,一连度过几个不眠之夜。他坚定信念:决不能为了保住乌纱帽而去害人。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。个人得失无所谓,决不能失去人格,失去党性!他对妻子周俊说:“就是坐牢,也不能昧着良心诬陷同志!”想到安徽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,党风党纪败坏到如此程度,他忧心如焚,觉得应该向党中央反映,一连写了两封信,让人带出邮寄,可是两封信都被有关人员“封堵截获”。杨效椿与外界一切联系均被切断。他心情十分沉重。但是他依旧没有屈服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杨效椿被以“莫须有”罪名打成“右派分子”、“李世农反党集团主将”。《安徽日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以《巨大的胜利,深刻的教训》为题发表文章,将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六次会议作出的《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、杨效椿、李锐党籍的决定》公诸于众。受到迫害的还有其妻周俊(1939年入伍的新四军老战士)和岳父周仲衡(民主人士)同时被捕入狱。1958年5月,杨效椿被遣送到宣城地区周王农场劳动改造。

但是,后来冤案得到平反,重新走上领导岗位,杨效椿一如既往,依旧坚持党性原则不动摇。敢于实事求是,敢于仗义直言。

1966年5月,“文革”爆发,作为省委常委、合肥市委书记,杨效椿首当其冲。由于“态度顽固”,他天天被“造反派”批斗,有时被整得头破血流,遍体鳞伤,他也不说一句假话。有一次,十几个“造反派”冲进他的住处,从上午9点围攻到下午3点,不让休息,不让喝水,不让吃饭,推推搡搡,出言不逊,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。还有一次,一群“造反派”围上来,勒令他写揭发刘少奇、李葆华及中央和省、市其他领导“罪行”的检举材料,他一概拒绝。“造反”派们大为恼火,先是谩骂,继而拳脚相加,他被打得脑震荡。但他宁愿自己吃苦头,也不愿写一份假材料,冤枉好人。

1966年10月,中央召开工作会议,杨效椿随同省委书记李葆华等赴京出席。名曰“工作会议”,其实主题是批判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,强制各级领导干部“转弯子”,支持“造反派”。其间,在一次会议上,杨效椿汇报合肥市“文革”情况时,中央“文革”领导小组成员,当时红得发紫的关锋,阴阳怪气地插话说:“你们合肥市每天给工人发一斤小米保省委。”杨效椿当即针锋相对地反驳说:“我们合肥不产小米,我们从来没有给工人发东西保省委!”不可一世的关锋竟一时语塞。与会者无不为杨效椿捏一把汗。

1967年9月29日,淮北一中红卫兵头头李跃和等人,绑架了市委书记高心泰、副书记×××和淮北矿务局党委书记王振林,并对高等施以酷刑,当场将高、王两人打死,将×××打成重伤。这就是当时震惊全省的“九.二九”惨案。

毫无疑问,“九.二九”惨案凶手就是李跃和等人。但在该市“支左”的某部负责人却一口咬定:“小将打死人,幕后必有‘长胡子’者指使。”三个月内,在全市逮捕72个“嫌疑犯”,并大搞逼供信,最后认定副市长杨杰、邹云龙、朱布等是杀害高心泰、王振林的“首犯”,“依法”判处杨杰、邹云龙死刑,判处朱布无期徒刑。如此判决,其证据是:1967年9月27日,杨杰等10余人在合肥市长江饭店举行黑会,秘密策划杀害高心泰等同志。杨杰等已被剃光头发,给他们拍摄了“执行枪决”验明正身的照片,并备好了为他们收尸的芦席。

1970年4月17日,淮北市革委会将“结案”上报省革委会,拟经省革委会审批,报请中央核准。在气氛十分严肃的省革委会常委会上,杨效椿发言,认为案情复杂,“证据”可疑,明确提出“请省委慎重,再行复查!”杨效椿的发言,字字千钧,掷地有声!常委们个个心中为之一震。幸而无人持反对意见,杨效椿的意见被采纳。后经有关人员认真复查,终于弄清了真相:“结案”所谓“证据”,子虚乌有。1967年9月27日,所谓“首犯”杨杰根本不在合肥!那时为了躲避武斗,他逃往上海在老战友朱合喜家中。恰巧在9月27日这天,朱合喜邻居家的保姆要寄包裹至无为县黑沙洲她的家里,央求杨杰代写包裹皮。复查人员不但查到了由杨杰书写的包裹皮,而且验证了包裹皮上从上海寄出的邮戳:“1967.9.27”。这个“死刑”大案就这样被根本否定。

不久,我省又发生一个案件。驻皖解放军某部战士石仁祥写信揭发林彪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,而被认定为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。这时林彪已是毛泽东的“法定接班人”,石仁祥当然“死有余辜”。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讨论时,大家都认为必须判处“死刑”,唯有杨效椿持不同意见,提议判处“死缓”。可惜这次他的意见未被采纳,石仁祥被执行死刑。

“文革”风云诡谲莫测。1975年底,正当邓小平“抓整顿”已见成效时,突然在全国上下刮起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”。杨效椿十分反感,痛心疾首。这时,他正兼任省委宣传部长,分管全省文教卫和宣传工作。一次,在全省性的会议上,他作报告,以全省文教卫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为例,揭露“文革”弊端。平时在三五知己面前,他也常常发泄自己对“四人帮”的憎恶和不屑。一次,秘书对他说,江青自称她和毛主席是解放战争的直接指挥者,杨效椿轻蔑地说:“她懂什么战争,演演戏倒是可以的。”又一次,他在几位同志面前评论张春桥:“张春桥会写文章,但写文章是一回子,管理国家大事又是一回事。”他对“批邓”不以为然。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,省委主要负责人宋××责问他:“开了五天的常委会,你对邓小平问题为什么不表态?”有人当即帮腔:“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态度!”杨效椿仍旧保持沉默。会后,他就愤然离开省城,带病去沿江一带检查血防工作。他一连跑了舒城、桐城、枞阳等几个县,到庐江时病倒。1976年5月6日,他被送到一○五医院。然而就在这时,省委主要负责人宋××还在全省“理论讨论会”上,给他扣上“一贯右倾”等一大堆帽子。一个“造反派”头头出身的省革委会常委还攻击他是“安徽右倾翻案风的风源”,并以“探病”为名,到医院病房质问已病危的杨效椿:“你为什么不叫赤脚医生看病?为什么不支持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?”说完扬长而去。杨效椿愤怒地拍着病床对医护人员说:“省委里就他一个人革命,他这样下去迟早会犯错误!”

1976年10月3日,铁骨铮铮,大义凛然的模范共产党员杨效椿不幸“病逝”。

(全文依据安徽人民出版社《模范共产党员杨效椿等史料》编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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