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肩担道义 丹心照汗青——模范共产党员杨效椿

(三)节俭力行 克己奉公

“文革”开始后,一些“造反派”肆意揪斗所谓“走资派”,为防止发生人身伤害等意外事故,“支左”部队对一些领导干部采取“保护”措施,省委常委“走资派”都被集中到合肥市江淮旅社西小楼“看管”起来。一天,一伙“造反派”气势汹汹地冲开了执勤的部队指战员,踢开了“囚禁”杨效椿的房门,蜂拥而入要揪斗他。为首的头头站在杨效椿面前竟然愣住了,憋了好久才说出一句话:“这人是个清官,不能斗,批斗他良心过不去!”说完领着那伙人扭头就走了。杨效椿廉洁奉公,在人民群众中影响之大,可见一斑。

杨效椿一生节俭力行,克己奉公。战争年代,他经常穿着早已褪了色的旧军衣。部队统一发给衣服、鞋袜、毛巾,他常将新发的退回,仍旧用旧的。在淮西时,一件内衣已破得不能再补,还要勤务员小刘给他补。小刘说:“再打补丁,老白虱子钻进去就没法捉了。”他说:“这就叫诱敌深入,一网打尽!”战士们听了都哈哈大笑。解放后,他衣着依旧十分俭朴。担任合肥市委书记不久,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展览,邀请市领导出席开幕式。他独自步行到达时刚要进去,工作人员却将他拦住,说:“老同志,今天不对外开放,请你明天再来吧!”幸好被后面赶来准备入场的另一位市领导看到才解了围。那位工作人员看着他的背影,对人们说:“真看不出,他就是新来的市委书记!”在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期间,一根用了多年的裤带又断了,还是舍不得换新的,要次子力仁到街上找人修理。力仁跑了几条街道,修鞋的、补衣的,看了都直摇头。没办法,力仁只好自己动手凑合着把那条裤带修好,他一直用到逝世。20世纪70年代,化纤产品已进入普通百姓家庭,他仍舍不得买一件的确凉衬衣。接到出席全国四届人大通知后,家人和同志们都劝他买一件,他却说什么也不同意。……

杨效椿一生不抽烟、不喝酒,在生活上没有什么嗜好。饮食以馒头、面条为主,经常用辣椒蘸盐、大蒜蘸醋凑合一顿。家里改善生活,也最多是吃一顿饺子。餐桌上很难见到荤菜。他对吃吃喝喝不以为然,特别反对公款吃喝。他下基层总是轻车简从,到基层就餐大都是在单位食堂和该单位员工们一起排队买饭吃。在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期间,三次到新马桥干校检查工作,都是如此。他到基层,只要见人家设宴招待就很生气。一次,到定远县调研,在县委招待所就餐,看到餐桌上摆了一桌菜,他硬是坚持只留两个,其余的全叫人端走,以致引起炊事员误会,还以为他嫌菜做得不好。有时看到设宴,他转身就走,带着随行人员到食堂去排队。为这事常常搞得人家哭笑不得。身边的同志有时埋怨他这样做让人家下不了台,有点不近人情,他严肃地说:“我们下去是干工作,不是去赴宴,不能给人家增加负担!”为此,后来他再下基层,就将目的地严格“保密”,直到车子开出省政府大院,才告诉司机要到某地去。

对于公款吃喝,即使是喜庆活动,杨效椿也拒绝认可,绝不从众随俗。1974年春,安师大阜阳分校成立。杨效椿率有关同志前往祝贺。开学典礼结束后,来宾们在分校领导陪同下,前往饭厅就餐。看到一张张餐桌上摆着名酒佳肴,他立即转身走出饭厅。分校领导赶忙跟上去,说:“咱们这里教育落后,现在能办起这所大学是件喜事。为了祝贺,并答谢来宾,所以……”“所以就要大摆宴席?!”杨效椿十分严肃地说:“要把学校办好,靠什么?就是要靠大家艰苦奋斗嘛。今天这饭我坚决不吃!”然后,他又用缓和的口气说:“同志呀,今天这事不是一件小事,而是发扬什么精神,继承什么传统的大事。目前,我们国家还很穿,省里也很穷,你们地区更穷,办任何事都要勤俭节约。希望你们接受这次教训,坚持勤俭办学,用艰苦奋斗精神教书育人。”说完就到学校办公室休息去了。随行的章觐华同志给他端来一碗面条、两碟小菜,他的脸上才露出笑容。

作为“高干”,杨效椿家庭之简朴,也令人印象深刻。任省委常委、省革委会副主任后,省委行管部门配给的两层楼房,楼下两间,他让给了一个普通干部家居住。自己居住的楼上三间,几乎被多年前行管部门统配的一张餐桌、一张写字台、一个书橱以及几张木板床和一些凳子等破旧家具塞满。没有沙发、没有电风扇,更没有电视机。餐桌桌面已腐烂,用一块旧木板钉上,全部复盖,凹凸不平。两只樟木箱,多年前自家购置,算是杨家最值钱的家具,但已在“文革”中被造反派抄家时砸坏,损坏处,孩子们找了旧木板钉上,像补了大补丁,别提多难看,但杨效椿看了却连声说好。行管部门于心不忍,多次要给他更换一些新的家具,都被他婉言谢绝。行管部门给他买了一张棕床,他也一定要退回,没有退成,后来在发工资时,硬是坚持按价付了款。由于住房拥挤,有时家里来了亲友,晚上不得不打地铺。孩子们多次提出要回楼下那两间房子,行管部门也作了适当安排,他就是不同意,说;“省直机关住房紧张,我们克服一下可以可以解决一户干部住房,这样不是很好吗?”他去世前,还反复叮嘱孩子们:“我去世后,你们要尽快搬出去,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。……”遵照他的遗嘱,他去世后不久,子女们就主动搬了出去,住进了普通住房。

作为高级干部,按规定应有的一些物质待遇,杨效椿也大都放弃。在实行供给制时期,他从不领干部津贴,也不吃小灶,始终坚持吃大伙,即使生病,胃口不好,也只是让炊事员给他下一碗清水面条,改改口味。当年在淮西创建抗日根据地,一次,部队驻在瓦埠湖边,他病了,炊事员给他炒了几个鸡蛋,他问:“今天大家都吃炒鸡蛋吗?”炊事员支支吾吾,他立即把炒鸡蛋端到大伙房倒到大锅里。1947年秋,“杨支队”在苏北鲍集兴隆乡被敌人5个团包围。为避强敌,部队化整为零,昼伏夜出,日无三餐,夜难安眠。杨效椿积劳成疾,肺病发作,大口吐血。部队上下焦急万分,盼望首长早日痊愈。一天,侦察员在外出执行任务时打死一条野狗,带回来交到大伙房。烧好后,炊事员拣一些狗肉、狗肝,送给杨司令。转眼杨效椿又端回去,倒入大锅中,还一边用勺子搅拌,一边说:“谢谢大家的好意,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,大家一齐吃!”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。1950年调任巢湖地委书记,他拒绝吃小灶,和机关干部职工一起吃大伙,把节约下来的伙食费充作机关招待费用。在战争年代,他曾三次负伤。但他一直不领《革命军人残废证》。

杨效椿曾兼任一些职务,但他从不以兼职收纳任何报酬。1951年秋,巢湖军分区经省军区批准,给每位首长做一件皮大衣,杨效椿兼任军分区政委,后勤部派人给他量尺寸,他不同意,并打电话给副政委徐速之,说:“上级批准给分区每位首长做一件皮大衣,是对我们的关心。但是,我是兼职,不能要!”徐回答:“衣料是后勤仓库中现有的,不用再花钱买。”他还是婉言谢绝经。军分区配给他的公文包、圆珠笔等,他也让人送了回去。有段时间,他病重,在南京住院。地委、专署和军分区派人前往慰问,带去一些水果等,他一一谢绝,行政部门按规定给他寄去300元休养费,他出院回到单位后,坚持退回,“三送三退”,被传为佳话。

1962年5月,以李葆华同志为首的安徽省委对1958年全省反右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,杨效椿冤案获得彻底平反,恢复党籍,恢复名誉,恢复职务,恢复级别。1958年,他被打成“右派”后,工资停发,每月仅发给一点微薄的生活费。其妻周俊和岳父周仲衡先生,因受株连,被捕入狱。他将年仅两岁的幼女力勤送到千里之外的老家山西万荣托亲友抚养,将13岁的女儿力平孤身一人留在合肥上初中,自己带着9岁的儿子力国、7岁的力仁和年迈的姑母被押送到宣城县周王农场,接受劳动改造。家破人囚,妻离子散,一家老小陷入苦难深渊,身心受到严重摧残,经济损失巨大,按照省委规定,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经济补助,以重建生活,恢复家园。但杨效椿明确表示:“我杨效椿的困难能够克服,不要补助!”他体谅国家困难,毅然放弃补助。

杨效椿对亲属要求也非常严格,有时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。1958年5月,杨效椿到宣城县周王农场接受劳动改造,任务是饲养肉兔。不久,饥荒蔓延。他和姑母饿得皮包骨头,三个孩子(力勤于次春接回)成天饿得直哭。但就在这时,饲养棚里偶然死了一只兔子,他也要拎着送交给大食堂,不允许孩子吃。姑母实在不忍心看着孩子们饿得直哭,一天瞒着他,悄悄地从饲料槽里抓了两把黄豆,煮给孩子们吃。孩子们围着锅灶,一个个眼巴巴地盯着锅盖。可就在黄豆快煮熟时,他回来看见,顿时发了火,严厉地责怪姑母:“这是公家的东西,怎么能这样做?!”说着气呼呼地把黄豆倒回饲料槽里。姑母和孩子们哭成一团,他自己背过脸去,也潸然泪下。

杨效椿担任过省、市领导职务,要为子女们办点事,并不困难,即使自己不便开口,只要他不反对,也会有人帮忙。但是,他的五个孩子,在入学、参军、入党、提干乃至调动工作等方面,谁也没得到过他一点帮助,他总是反复告诫子女们:“路要靠自己去闯。”1970年秋,女儿力平从上海科技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江西南昌一家工厂当技术员。当时她已26岁,尚未成家,想调回合肥。他不仅不同意,反而向有关部门打招呼,不许任何人插手。一位好心的同志为力平调动操心,竟挨了他一顿批评。力勤参军在十二军九十七医院工作,杨效椿当时分管宣传、卫生和文教工作,但他从来没为力勤的进步问题说过一句话。当有的高干子女通过各种渠道,被推荐上大学时,力勤哭着向他提出上学深造要求,他说他分管这项工作,不能带这个头。1974年,安徽成立滑翔学校,很多青年报名,力智也提出要上这个学校,他不给力智“开后门”。几年后,力智才知道他当时就兼任这所学校筹委会主任,力智还能说什么呢?……

杨效椿老家农村,生活艰难,他的弟弟及当年在他落难时曾冒着风险为他向中央反映情况,投寄信件的侄儿和外甥,来安徽要求他帮助找个工作。以他的职位,只要他说一句话,问题都不难解决。但他一个也没有帮助,他总是对他们说,党给自己的权力是要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,不是要自己搞特权、谋私利,说服他们回乡安心务农。行政部门为他配了专车,他很少使用,每天上下班大都坚持步行。他的专车不准家人使用。女儿力平临产,情况紧急,但孩子们都不敢开口向他要车,大家推举力智向他哀求,他脸一沉,说:“老百姓家媳妇、女儿临产怎么做,你们也应该怎么做,俺家不能搞特殊!你们可以找一辆平板车把力平送到医院去。”他经常教育孩子们,要公私分明,对公家财物要点滴不沾,防微杜渐。孩子们在外给家里写信,用了单位的信封、信纸,他回信时也要批评,强调:“公家的东西,个人无权使用!”

对于杨效椿一生如此节俭力行,克己奉公,他的子女们幼时都很不理解,时常埋怨。后来,兄妹五人在合作的《高风亮节照后人   忆父亲杨效椿》一文中,深有感触地说:“父亲在世时,我们兄妹对他的那些做法很有意见,认为他不关心我们,认为他胆小怕事。今天,我们人到中年,且为人父母,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,抚今追昔,百感交集。我们深知,父亲是爱我们的,他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富,然而,他那伟大的公仆形象,却是我们终生拥有的巨大的精神财富。我们应该感到骄傲,因为我们从降生的那一天起,就领略了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父爱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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