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肩担道义 丹心照汗青——模范共产党员杨效椿

作者 / 管德宏

杨效椿,1911年7月8日生于山西省万泉县(今为万荣县)一个勤劳善良的农家。幼时先后就读于本地私塾和高小。1928年7月考入运城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(六年制)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他积极探索抗日救国之道,常向进步教师(中共党员)李尧夫、马云程等求教,阅读各种进步书刊,萌生革命思想,立志报国。1934年6月从二师毕业后,在任万泉县实验小学校长期间,与本校教师(中共党员)曹普一起,宣传抗日,曹编剧本,杨效椿组织师生到街头演出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,杨效椿愤而辞职,到太谷等五县抗战动员促进委员会,当了一名工作人员。同年11月4日,杨效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月底,奔赴延安,考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。次年6月,因抗日根据地急需干部,杨效椿奉命提前毕业,被分配到鄂豫皖区党委工作。后历任六安抗战自卫军大队长;六(安)、霍(邱)、寿(县)中心县委宣传部长;江北游击纵队二营营长;新八团政委;寿县县委书记兼淮西独立团政委;定、凤、滁、全、怀、嘉、合中心县委书记;新四军二师六旅政治部副主任;十二纵三十四旅政治部主任;淮南支队司令员;江淮四分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。解放后历任巢湖地委书记;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厅长;省检察长;省委常委、合肥市委书记;省委常委、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。其足迹踏遍江淮大地。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,鞠躬尽瘁,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。1952年2月15日,《皖北日报》、《皖南日报》联合发表杨杰和袁秀君合作的《艰苦朴素的共产党员杨效椿同志》,此文分别被《解放日报》、《长江日报》等几家大报转载,并被中共华东局出版的《模范共产党员》一书收录。1956年,省直机关党委在省直机关开展向“模范共产党员”杨效椿学习活动。1976年10月,杨效椿不幸逝世,1978年1月,被省革命委员会追认为“革命烈士”。“老杨头”的故事至今仍在江淮大地广泛流传。

(一)勇于担当 知难而上

杨效椿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,其担当精神尤其令人敬佩。在烽火连天、险象环生的革命战争年代,他曾多次“临危受命”。而每次“临危受命”,任务都十分艰巨,且充满危险,其所率队伍力量又很有限,但他总是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,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,并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出色完成任务,为革命事业打出一片新天地!例如,1941年1月,创建淮西地区抗日根据地。所谓“淮西区地”,又称“寿东南地区”,是指东到淮南铁路,西到瓦埠湖滨,北到淮河,南到吴山庙,这一块南北约百余里,东西十几至三十几里的狭长地带。开辟这一地带,可作为我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西部边沿的前哨阵地,使之成为我监视日伪和顽军的“瞭望塔”,对于牵制敌人,巩固和坚持我路西抗日根据地,壮大我军实力,作用巨大。但是,当时这里斗争形势犬牙交错,复杂险恶。日军为掠夺淮南煤矿资源,控制淮南铁路,在铁路沿线派重兵把守,沟壕纵横,碉堡林立。其南面、西面的炎刘庙、保义集、瓦埠湖一带,又被国民党顽军控制,日、伪、顽不时出击“扫荡”,土匪也经常趁火打劫,残害群众。因而,要在远离我大部队,又是在日、伪、顽鼻子底下和夹击之中,有所作为,难度之大,可想而知。但是,从1941年6月到1945年8月,杨效椿率领的开始时仅有50多人30多支枪的抗日武装,历经大小数百次战斗,不仅自身发展成拥有9个连1000多人的正规团,并为主力部队输送1000多名战士和大量武器装备,为地方游击队培养大量军事干部,而且还俘获、击毙敌军1000多人,成功地创建了淮西抗日根据地。

又如1947年1月,在苏北“三进淮宝”。之前,华东局和华中分区曾两次派部队和干部打回淮宝,先后牺牲淮宝县委副书记邵淮光、副县长魏其虎等同志,死伤、被俘160余人,皆因环境险恶,未能立足。而杨效椿所率领的部队,包括第一○○团第二营五个排和十纵八十二团一个连,总兵力不足一个营,人们戏称“杨支队”。但就是这个“杨支队”,从1月初出发,仅半个月就歼敌一个区署和五个分公所的武装共200余人,接着又粉碎了由国民党淮海“绥靖”公署陈高参“挂帅”的一个主力团和淮阴、淮安两个县保安大队共2000多人对淮宝县由北向南的“大扫荡”。到二月底,“杨支队”便在岔河以南大部分地区,建立了区乡人民政权。三月底,配合地区部队攻克了高良涧敌据点,歼敌300余人。“杨支队”仅用短短两个月时间,便使淮宝县及其区乡政权全部得到恢复。杨效椿和“杨支队”的出色表现,受到华东军区通电嘉奖,并获得奖品轻机枪两挺、子弹一万发。

在和平建设时期,杨效椿的担当精神一如既往。1953年5月,杨效椿调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厅长,1955年2月起,又兼任省检察院院长、党组书记,并主持全省肃反工作。当时,宪法刚刚颁布。面对检察机构建立不久,机构不健全,人员缺乏,工作又无经验,杨效椿不坐等、不观望,主动作为,首先抓机关组织建设。到任的第二个月,就提出了《关于一九五五年组织建设的意见》,经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,并亲自与各地地市委负责同志及组织部门联系,使文件规定得到落实。随着机构的健全,人员的充实,全省检察机关将各项任务都逐渐承担起来。同时,为了正确划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刑事犯罪的界限,他还组织力量编写了《关于偷窃、赌博、哄闹殴打、抢粮、扒粮、哄闹退社的案例》和《关于当涂县1957年第一季度刑事案件有关情况的检查报告》,一并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。高检院给予充分肯定,并通报全国。杨效椿兼任省检察长,短短三年时间,便使我省检察工作跻身全国先进行列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,即使自己身处逆境,杨效椿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仍旧勇于担当。1965年5月,杨效椿调任省委常委、合肥市委书记不到七个月,“文革”爆发。一时间,大字报铺天盖地,“造反派”横冲直闯,打砸抢抄不时发生,学校停课、工厂停产、机关瘫痪。杨效椿遭到批斗、游街、围攻、殴打、囚禁、抄家,没完没了。1967年1月6日上午,得知合肥钢厂两派发生摩擦,武斗一触即发。他稍加思索,即带领分管工业的副书记范涡河等前往“调解”,避免事态扩大。但现场人山人海,两派对阵,均用高音喇叭呼喊,声称对方抓了自己的人,威胁对方如不立即放人,一切后果由对方承担。两派势均力敌,气氛紧张,秩序混乱,人声嘈杂,杨效椿等苦口婆心进行“调解”,无人理睬。两派一直僵持到傍晚。这时,忽然有人认出这个一直忙于“调解”,身穿棉军大衣,戴着一副深度老花镜,慈祥和善的老头,正是“造反派”要抓的合肥市最大的“走资派”,一些人不容分说,一哄而上,将他和范涡河一齐绑架,押送到“合肥工人造反司令部”(淮河路市工商联三楼礼堂),被非法囚禁,天天遭批斗、殴打,后又被非法投进监狱,直到省、市所谓夺权“总指挥部”垮台后,才带着遍体鳞伤被“释放”回家。

但是,后来杨效椿仍旧知难而上。1974年1月,淮南市一小撮坏分子纠集在一起,打着“反潮流”的旗号,和“四人帮”的“批林反孔运动”相呼应,兴风作浪,甚至冲击市委、市政府,致使市直机关陷于瘫痪状态;冲击市公安局,将犯人档案洗劫一空;冲击监狱,企图放走全部犯人。他们还提出“不为走资派生产一吨煤”的恶毒口号,破坏煤炭生产。由于他们的煽动,淮南矿区煤炭产量由日产2.7万吨,下降到800多吨,最低时下降到350吨。致使上海等地已面临停电、停水的危险。中央多次督促省委解决淮南问题。省委两次派人到淮南,但均未能解决问题。这时杨效椿正因肝病复发住院,高烧不止,得知这一情况,他心急如焚,竟不顾医护人员劝阻,拔下吊针,主动向省委请缨,要求到淮南解决问题。当时许多好心人劝他:“你是老病号了,眼下又重病在身,况且你又不分管工业,这个时候何必去冒这个险?干好了无功,干不好可就是大过呀!”他感谢这些同志的好意,但还是坚持出院,经省委同意,匆匆调集几位助手,连夜奔赴淮南。

杨效椿一到淮南,就带领市、矿一些领导深入到矿区,揭露坏人破坏煤炭生产的阴谋,耐心地对干部、职工进行宣传教育,鼓励广大矿工积极投入生产。连日奔波,过度劳累,他又病倒,突发高烧。但他仍旧坚持工作。他在病床上,打着吊针,把市、矿负责人召集到病房里研究对策。市、矿领导看他病情不见好转,劝他回合肥治疗,他断然谢绝,说:“这是战斗,我怎么能临阵脱逃呢?”儿子力国、力仁从合肥赶到淮南探望,他不准他们待在身边,要他们立即到大通矿去和矿工们一道下井采煤,他说:“现在能多出一吨煤,对我都是最好的良药!”病情稍有好转,他就离开了医院,投入“战斗”。

一天晚饭后,市委突然派人到杨效椿等的驻地洞山宾馆,送交“情报”,说是有一小撮坏人决定当晚要“火烧洞山宾馆,活捉杨效椿”。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人们都为他的人身安全捏着一把汗,劝他避一避。他轻蔑地笑了笑,说:“全市人民在看着我们,如果一遇险情,我们就一跑了之,那就长了坏人的威风,灭了自己的志气。干革命就不能怕牺牲,牺牲了就当烈士嘛!”当晚,宾馆管理人员、服务人员和旅客全部撤离,只剩下杨效椿和他的随行人员,等着那伙坏人到来。可是,那一夜洞山宾馆却静悄悄,不知何故,那伙人并没有来。

杨效椿不怕牺牲,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,使淮南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受鼓舞。在市、矿党委领导下,淮南广大人民行动起来,维护社会治安,抵制一小撮坏人破坏煤炭生产的罪恶行径,对他们的无理要求一概拒绝:要会议场所,没有;要“宣传用品”,不给;要“活动经费”,免谈!市有关部门对个别首恶分子依法进行了严惩。矿区干部职工,群策群力,掀起了夺高产大会战热潮。煤炭产量逐月上升,当年产量达731万吨,全面完成了煤炭生产任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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